街头是社会的缩影，也是城市风貌的最表层。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１８７０－１９３０》一书，从下层民众的生存状态入手，探寻城市的文化本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照历史的独特视角。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成都在社会剧变的冲击下，城市的街头成为政客、文人、军阀和下层民众混杂的公共空间。街头景象的转变是最迅捷的，社会改良者故意将摧毁旧秩序的象征性活动放在街头进行，因为谁控制了街头，谁就获得了城市的话语霸权。街头交织着新与旧、精英与大众等各方面因素，新的东西通过街头表演来渗透人心，旧的东西则是民众谋生的根本依靠，而为了对抗军阀的进入以维持街头的太平，民众与精英形成了无形的合作关系。捍卫生活的延续性，是精英与民众的共同利益所在。街头其实已经担当了消化社会危机的重任。街头的平静虽然只是薄薄的一层外壳，却能够承载一个城市的所有矛盾冲突，只要一切都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街头就会安然面对。近现代历史上的成都是一个相对封闭保守的城市，缓慢的变化使得城市空间弥漫着传统思想意识和习俗，这些东西因为不符合“文明”标准而被社会改良者嗤为陋习。成都民众以其强大的生存惯性揶揄着改良与革命，它之所以能够生发出的强大的僵持力量，是因为它拥有一个深不可测的城市社会和生活世界。一个城市的真实力量来自庞大的市民群体。只有城市居民才能赋予城市以最真切的关怀。从生存者的视角去观察城市是一个去蔽的过程，作为一个生存容器，城市给予它的居民百般滋味，也在日常生活流程中印证了各种解释与说法的虚妄。而对于旅行者来说，城市只是一种观赏对象，获取的是一种没有痛痒的感觉，街头在他们眼中只是一种假象。
包罗万象的街头是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进入历史的。街头在精英的历史书写中向来是一个空白点，他们对于贩夫走卒、三教九流的生活方式的隔膜。虽然他们自身也难以从街头这个“剧场”中脱身，但是，他们常常忽视街头这一重要公共空间的存在，好像街头只是城市地理中一个静止的方位而已。正如王笛所说：“目前我们仍然缺乏对公共空间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人们对街头的争夺，国家权力对社会基层的控制程度，以及街头在地方政治中扮演的角色等问题的了解。”（王笛著：《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１８７０－１９３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５～１６页，以下出自该书的引文只标页码）。由于清朝的最基层的官僚机构只设到县级，这大大限制了国家进入社会的程度，地方政府很少直接参与街头控制，街头主要由邻里组织和保甲系统控制，这使得城市街头处于一种松散的自由状态。晚清的城市生活并不像后来者所描述的那样糟糕或者腐烂。城市街头在大多数时候总是保持着日常生活的平静和美感。１９０１年２月２３日的《纽约时报》上这样记录着美国人对中国内陆城市的感受：“步行在用石板铺就的街道上，两旁店铺里的商品琳琅满目，满载货物的蒸汽轮船从拱桥下穿过。帕尔森赞叹道，这真是优雅的风景。”（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７２页）其实，成都的优雅风度在很早就开始培育起来了。下层市民的生活空间并不像异质叙述者所描述的那样肮脏、嘈杂和恶心，满目疮痍。这种误读不仅是偏见所致，更与常识的匮乏有很大关系。历史学家关心的是处于城市上层的权力阶层，而对于城市社会底层的日常生活是怎么组织的则一窍不通。被妖魔化的底层生活实质上暗藏着中国社会的全部秘密。
下层民众处于城市的边缘，置身于城市权力格局之外，却又是城市公共空间的进入者，尽管他们的立足之地十分可怜，但是，他们又在无时不刻地影响着一个城市的生存方式。下层民众往往最具有地方性和沉淀性，他们所创造的生活风格和大众文化具有惊人的生命力，是一座城市文化史的最有力的见证者。对底层生活的盲视证明了精英分子全能叙述的失败。精英与民众知识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对街头的理解与使用上。底层民众对于街头的占据是一种生活事实，也是一种坚固的生活传统，他们在街头艰苦谋生或乘凉休闲，本身就是对城市生活的一种参与。而社会改良者则力图按照西方的观念改造城市，易引发轰动效应的街头遂成了他们教化启蒙民众、领导动员民众的重要平台，他们在构建新秩序过程中，打破了街头文化的渐进性。除非像“讲圣谕”、“劝向善”等得到官方鼓励的活动外，精英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占领往往是短暂的，追求体面的精英人士把出现肮脏混乱的街头当成一件并不光彩的事情，所以，很难深入下去，也就无从掌握街头话语以及街头生存的奥妙，从而加深了对街头文化的误解。王笛发现：“现存的文献大多经由精英之手，这些文献都把重点放在了江湖人士的道德缺陷上，却忽略了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及其对大众文化的贡献。”（第１２３页）偏见是与傲慢共生的，而精英人士的傲慢则是建立在对底层生活的无知之上的。底层民众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精英阶层的傲慢，“下层民众饶舌的主要对象是当地名人或富人，他们议论富人的奢侈生活和豪华婚丧礼，以此来发泄他们对不公平社会的不满；关于某某通奸的谣传让人们觉得富人‘不道德’；有权有势者突然的灾祸降临，使人们为‘因果报应’而幸灾乐祸。”（第１３６页）弱者的日常反抗方式是生动活泼的。王笛认为，精英人士所倡导的社会价值和习俗的变革以及对民众公共行为的改造反映出他们对街头控制的一种权力之争。警察与流氓、赌棍、乞丐、妓女、游民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成为街头博弈的主要内容。街头改良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民众总是从个人利益角度去拒绝或接受外在的变化。“下层民众形成并运用一些独特的策略，来保持他们在不平等社会里对公共空间的使用权。”（第２３９页）
王笛将成都的街头划分为三个空间，即商业空间、日常生活空间、节日庆典空间。商业空间由店铺和地摊组成，商家之间既有激烈竞争的一面，又有相互协作的一面，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共同带动了街头的繁华。正是街头巨大的包容性才使得游商浮贩拥有得以活跃的场所，每一个方寸之地乃至每一个角落，都滋生着生机，也给市民以发现和交易的乐趣。街头如果失去了商业空间，就会使人们失去了逛街的理由，也会使街头有一种一览无余的贫瘠。每一家店铺都是街市环境、街市话语和街市魂灵的延伸。街头因为店铺的存在而显得深不可测。日常空间由家与邻组成，一个有故事的城市总是有着浓厚的生活氛围，下层民众的生活故事很容易越过门槛，从大杂院传播到街头。“如果哪位居民感到无聊，他只要走出门就可以与邻居们闲聊。在街边的住户基本不存在隐私，为了让阳光和新鲜空气进入简陋的房屋，面朝街道的门总是开着，好奇的路人也可以瞥一眼屋里的风光。哪家哪户有任何事情发生，无论好坏喜忧，瞬间便可以传遍整个街区。”（第５３页）
底层民众在城市生活内部保持着一种独有的自由度，即使是在政治动荡的时代环境中，也照旧延续着自己的生活逻辑，凝聚着城市的文化特质。下层生活是坦然的，无须遮掩，更不用粉饰。街头承载着他们的喜与悲，愤怒与牢骚，脾气与性情。根据王笛的考证，成都茶馆的兴起也不是出于休闲娱乐的理由，而是由特殊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井水味苦需挑河水饮用、燃料较贵需节约柴火等生存算计所推动的，说到底还是老百姓过日子的方式塑造了一个城市的文化。从精打细算地算经济账到“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去”，体现了成都人生活智慧的两面。节日庆典空间，既满足了大众狂欢、情绪宣泄的需要，又为社区自治提供了契机。像晚清时期土地会、善堂、行会、会馆这样的非官方组织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以街头为单位形成的社会共同体通过民间仪式建构了丰富的精神生活，而如此美好的生活图景却因为政府的强行介入，而土崩瓦解。“在清明节期间，土地会组织居民清理阴沟，掏挖水塘……然而在民国时期，地方政府控制了社区的公共生活，并剥夺了土地会的组织之权，这项事务便无人理睬，许多阴沟池塘年久淤积、坏损，逐渐废弛。再加之人口增长，城市生态的恶化导致灾害频仍。”（第８１页）在王笛看来，僵硬的官方控制扼杀了民间的多样性，是导致城市街头失去蓬勃活力的根源。
辛亥革命前后所兴起街头政治，把民众当成革命者与国家权力进行斗争的工具，城市在动乱和谣言、炮火和巷战中经历了痛苦和灾难，民众生存环境恶化，城市街头风雨飘摇。公共空间的萎缩不断切断了人们与传统生活方式的联系，而且也损害了民众的生存利益。王笛的观点是深刻而锐利的：“城市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重建，经常并非是以民众利益为考虑的，也并不容许他们对此享有平等的权利。所以，对大多数下层民众来讲，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他们失去了一个旧世界，但并没有得到一个新世界。”（第３５９页）。
（《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１８７０－１９３０》，王笛著，李德英、谢继华、邓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３３．８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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